第九章干部不可不正心修身

    担当背后是品格、是境界，体现着干部的党性和觉悟，体现着干部的胸襟和勇气，也决定着干部职责的履行、作用的发挥、贡献的大小。古人说：“君子不可不修身。”又云：“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良好的修养乃立身之本，个人修养还往往决定其事业的成功与失败。打铁还需自身硬，铁肩才能担道义。只有提高自身修养，注重实践锻炼，砥砺意志品格，才会有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自觉和底气。否则，担当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本。
    ★把握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
    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作为政德主体的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掌握着党的领导权和国家权力。一般人无德，影响再大也可想见，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失德，则会阻碍社会进步、危害人民利益、贻害党的事业。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有政德，看的是他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真心拥护，还是虚与委蛇；对人民群众是满怀真情，还是感情淡漠；在急难险重任务前是挺身而出，还是临阵退缩；在矛盾纠纷问题前是迎难而上，还是明哲保身；对个人名利是淡泊处之，还是热衷追逐；在道德操守上是慎独慎微，还是言行不一。概言之，看他能否正确处理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虚与实的关系，把握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说到底，看他是否有为民之心、为政之德。
    邓小平同志曾经满怀深情地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焦裕禄、孔繁森、李润五等同志在去探望孤寡老人时，都曾动情地说：“我就是您的儿子……”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视人民为父母，发自内心、出于本能地热爱人民。要甘为孺子牛，而不能以“父母官”自居，甚至做官老爷，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要倾听民声，体察民情，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获得民心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可以得到天下（见《孟子·离娄上》）。今天看来，孟子的话实乃金玉良言，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人，越是执政时期，越要更多地去亲近关爱人民群众﹐把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视为得民心的条件。那么，怎样才能知道人民群众的愿望呢？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真心爱民，永不脱离人民群众，要经常到群众中去，与他们面对面、心贴心地交流，与人民群众亲近了，也就能了解到他们的愿望。因此，领导干部有了爱民之心，就能一心为民，善谋富民之策，从而多办利民之事。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的大变革中，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挑战，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最大的政德就是历史担当。我们党所承担的领导责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繁重，这一代领导干部必须有更大的历史担当，考虑的不能只是眼前的平稳发展，更应有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倘若只计个人得失，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问题不敢抓，面对风险不敢闯，不敢作为做庸官；倘若热衷表面文章，大张旗鼓弄虚，花团锦簇作秀，不愿作为做昏官；倘若在其位不谋其政，上不能利党，下无以益民，无所作为做懒官；甚至弄公权以谋其私，贪赃枉法，胡乱作为做贪官……则不仅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更会让人民丧失信心。因此，作为党员干部，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换句话说，群众利益无小事，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才是大事；进而言之，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小事”，正是我们政府、官员应当密切关注、倾力而为的大事。要深怀爱民之心。有了爱民之心，便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了爱民之心，才能“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有了爱民之心，才能把为民之责化为富民之策，切实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办好、办实。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记手中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用来为个人或小团体捞取任何好处。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殚精竭虑，勤政为民；绝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明哲保身，不思进取。那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实用主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世哲学，都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的亵渎。要经常到基层走访，主动亲近普通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和建议，关注来自基层的“第一信号”，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只有体恤民生，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
    ★担当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和智慧
    领导岗位不是一般的工作岗位，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做领导干部理所当然意味着责任和付出，意味着奉献和牺牲。敢于担当是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没有担当，何谈领导，何以率下。
    担当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和智慧。担当不仅仅是匹夫逞一时之勇、莽夫抒一时之气，它更需要我们有敏锐的判断，有坚实的双肩。回溯历史，烛之武、触龙用智慧和巧言来担当国家的危难，司马迁忍辱负重用《史记》来担当历史赋予他的良史之职，谭嗣同用流血为中国之变法担当，鲁迅用如椽大笔担当起刺破黑暗的重任，给我们的启示非常深刻。
    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后，向全军发布号令说：“凡是我的父辈兄弟及全国百姓，哪个能够协助我击退吴国的，我就同他共同管理越国的政事。”
    大夫文种向越王进谏说：“我听说，商人在夏天就预先积蓄皮货，冬天就预先积蓄夏布，行旱路就预先准备好船只，行水路就预先准备好车辆，以备需要时用。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外患，然而有谋略的大臣及勇敢的将士不能不事先培养和选择。就如蓑衣、斗笠这种雨具，平时备在家里，到下雨时，是一定能用上它的。现在大王退守到会稽山之后，才来寻求有谋略的大臣，未免太晚了吧？”
    勾践回答说：“能听到大夫您的这番话，怎么能算晚呢？”说罢，就握着大夫文种的手，同他一起商量灭吴之事。随后，越王就派文种到吴国去求和。文种对吴王说：“我们越国派不出有本领的人，就派了我这样无能的臣子，我不敢直接对大王您说，就私自同您手下的臣子说：我们越王的军队，不值得屈辱大王再来讨伐了，越王愿意把金玉及子女奉献给大王，以酬谢大王的辱临。并请允许把越王的女儿做大王的婢妾，大夫的女儿作吴国大夫的婢妾，士的女儿作吴国士的婢妾，越国的珍宝也全部带来。越王将率领全国的人，编入大王的军队，一切听从大王的指挥。如果大王您认为越王的过错不能宽容，那么我们将烧毁宗庙，把妻子儿女捆绑起来，连同金玉一起投到江里，然后再带领现在仅有的五千人同吴国决一死战。那时一人就必定能抵两人用，这就等于是拿一万人的军队来对付大王您了，结果不免会使越国百姓和财物都遭到损失，岂不影响到大王加爱于越国的仁慈恻隐之心了吗？是情愿杀了越国所有的人，还是不花费力气得到越国，请大王衡量一下，哪种有利呢？”
    吴王夫差准备接受文种的意见，同越国订立和约。吴王的大夫伍子胥劝阻说：“不行！吴国同越国世代互相仇视、互相攻伐，三条江河环绕着两国的国土，两国的人民都不愿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因此有吴国的存在就不可能有越国的存在，有越国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吴国的存在。这种势不两立的局面是无法改变的。我还听说，旱地的人习惯于旱地的生活，水乡的人习惯于水乡的生活，那些中原的国家，即使战胜了它们，我国百姓也不习惯在那里居住，不习惯使用他们的车辆。那越国，如若战胜了它，我国百姓既习惯在那里居住，也习惯使用它们的船只，这种有利条件不能错过啊！希望君王一定要灭掉越国！如果放弃了这些有利条件，一定会后悔莫及的。”
    越国打扮了八个美女，送给吴国的太宰嚭，并对他说：“您如果能宽恕越国的罪过，同意求和，还有比这更漂亮的美女送给您。”于是太宰嚭向吴王进谏说：“我听说古时攻打别国的，对方屈服了就算了。现在越国已向我们屈服了，还有什么要求呢？”吴王夫差采纳了太宰嚭的意见，同越国订立了和约，让文种回越国去了。
    越王勾践向百姓解释说：“我没有估计到自己力量的不足，去同强大的吴国结仇，以致使得我国广大百姓战死在原野上，这是我的过错，请允许我改正！”然后埋葬好战死的士兵的尸体，慰问负伤的士兵；对有丧事的人家，越王就亲自前去吊唁，有喜事的人家，又亲自前去庆贺；百姓有远出的，就亲自欢送，有回家的，就亲自迎接；凡是百姓所憎恶的事，就清除它，凡是百姓急需的事，就及时办好它。然后，越王勾践又自居卑位，去侍奉夫差，并派了三百名士人去吴国做臣仆。
    勾践还亲自给吴王充当马前卒。越国的地盘，南面到句无，北面到御儿，东面到鄞，西面到姑蔑，面积总共百里见方。越王勾践召集父老兄弟宣誓说：“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四面八方的百姓来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似的。如今我无能，只能带领男女百姓繁殖人口。”然后就下令年轻力壮的男子不许娶老年妇女，老年男子不能娶年轻的妻子；姑娘到了十七岁还不出嫁，她的父母就要判罪，男子到了二十岁不娶妻子，他的父母也要判刑。孕妇到了临产时，向官府报告，官府就派医生去看护。如果生男孩就赏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就赏两壶酒、一头猪；一胎生了三个孩子，由官家派给乳母；一胎生了两个孩子，由官家供给口粮。嫡子为国事死了，免去他家三年徭役；庶子死了，免去他家三个月的徭役，并且也一定像埋葬嫡子一样哭泣着埋葬他。那些孤老、寡妇、患疾病的、贫困无依无靠的人家，官府就收养他们的孩子。那些知名之士，官家供给他整洁的住舍，分给他华丽的衣服和充足的粮食，激励他们为国尽力。对于到越国来的各方有名人士，一定在庙堂上接见，以示尊重。勾践还亲自用船装满了粮食肉类到各地巡视，遇到那些漂泊在外的年轻人，就供给他们饮食，还要询问他们的姓名。勾践本人也亲自参加劳动，不是自己种出来的东西就不吃，不是自己妻子织的布就不穿。十年不向百姓征收赋税，百姓中每家都储存了三年的口粮。
    这时，全国的父老兄弟都向越王勾践请求说：“从前，吴王夫差让我们的国君在诸侯之中受屈辱，如今我们越国也已经上了轨道，请允许让我们报这个仇吧！”勾践辞谢说：“过去我们被吴国打败，不是百姓的过错，是我的过错，像我这样的人，哪里懂得什么叫受耻辱呢？请大家还是暂且不要同吴国作战吧！”过了几年，父老兄弟又向越王勾践请求说：“越国四境之内的人，都亲近我们越王，就像亲近父母一样。儿子想为父母报仇，大臣想为君王报仇，哪有敢不竭尽全力的呢？请允许同吴国再打一仗吧！”
    越王勾践答应了大家的请求，于是召集大家宣誓道：“我听说古代贤能的国君，不担心军队人数的不足，却担心军队士兵不懂什么叫羞耻，现在吴王夫差有穿着用水犀皮做成的铠甲的士兵十万三千人，可是夫差不担心他的士兵不懂得什么叫羞耻，只担心军队人数的不足。现在我要协助上天灭掉吴国。我不希望我的士兵只有一般人的血气之勇，而希望我的士兵能做到命令前进就共同前进，命令后退就共同后退。前进时想到会得到奖赏，后退时想到会受到惩罚，这样，就有合乎常规的赏赐。进攻时不服从命令，后退时不顾羞耻，这样就有了合乎常规的刑罚。”
    于是，越国就果断地行动起来，全国上下都互相勉励。父亲勉励他的儿子，兄长勉励他的弟弟，妻子勉励她的丈夫。他们说：“哪有像我们这样的国君，我们哪能不愿战死在疆场上呢？”所以首战就使吴国在囿地吃了败仗，接着又使他们在没地受挫，在吴国国都的郊野又把吴军打得大败。
    吴王夫差派人向越求和，说：“我的军队不值得越王来讨伐，请允许我用财宝子女慰劳越王的辱临！”勾践回答说：“先前上天把越国送给吴国，吴国却不接受天命，如今上天把吴国送给越国，越国怎能不听从天命而听从您呢？我要把您送到甬江、勾章以东地方去，我同您像两个国君一样，您以为如何？”夫差回答说：“从礼节上讲，我对越王已有过小小的恩惠了，如果越王看在吴与周是同姓的情分上，给吴一点庇护，那就是我的愿望啊！越王如果说‘我要摧毁吴国的国土，灭掉吴国的宗庙’，那就请求让我死吧！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百姓呢？越军可以进驻吴国了！”于是越国就灭掉了吴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担当于自己是责任，于国家是使命。只有卧薪尝胆，才能发奋图强，才能发展自己，实现振兴。领导就是责任，领导就要担当。有多大的担当才能干多大的事业，尽多大的责任才会有多大的成就。担当精神体现着领导干部的党性和觉悟，体现着领导干部的胸襟和勇气，也决定着领导干部职责的履行、作用的发挥、贡献的大小。对领导干部来说，责任无处不在，担当义不容辞。党把我们放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就必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遇到事情就要担责、负责，出了问题还要追责、问责。对职责范围的工作不认真负责，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就没有资格做领导工作。
    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今天，特别要看到，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伟大事业，必然是一个攻坚克难的过程，尤其需要领导干部有直面矛盾的勇气，有敢于担当的精神。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肩负着把握政治方向的重大责任，必须要增强政治立场的坚定性、政治鉴别的敏锐性、政治忠诚的可靠性，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把好政治关，始终做到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经得起考验，真正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地把中央的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确保政令畅通。
    ★以正确的思想促进正确的行动
    一位哲人也说过：“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播种一种观念，收获一种行为；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任何一种思想只要不断地重复，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的行为。人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先有思想后有行动，有正确的思想才能有正确的行动，在思想上与组织保持一致才能在行动上与组织保持一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防线一旦出现裂缝，贪腐病毒就会乘虚而入。无数事实证明，领导干部变节堕落莫不如此。
    《韩非子·喻老》篇里有过这样的记载。商纣王让人给自己做了一双象牙筷子，他的大臣箕子知道后感到很可怕。箕子认为，用象牙筷子吃饭就一定不肯用粗碗具，必将用犀玉杯盘，食山珍海味，进而穿绫着缎，建高阔的殿宇楼台，如此下去将一发不可收拾。正如箕子所料，不过五年，纣王就建酒池肉林，设炮烙之刑，大兴土木，为所欲为，最终身陷周武王大兵重围，自焚鹿台而亡天下。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写道，赵王用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为将，赵括的母亲坚决反对。她对赵王说，昔日赵奢为将时，赵王赐赠的钱财丝绸，他统统把它们分给军吏，从接受出征命令起，就不再过问家中私事，住在军营与士卒同甘共苦。而赵括做了大将后，赵王所赐赠的金钱丝绸，他回家后统统收藏起来，每天寻欢作乐，还忙着置田购屋，这样的人能带兵打仗吗？后来，赵括领兵出征，果然全军覆没。
    《史记》记，刘邦初入关的时候，来到了秦皇宫，看到数不尽的财宝、酒肉、美女，于是纵情享受，把军国大事扔在一边。将军樊哙劝道：主公你不能住在这里，这是什么地方？是以前暴政秦君住的地方，你难道想成为第二个暴秦吗？你如要不想得天下就罢了，你如果想得天下，就赶快离开这些金钱美女。刘邦幡然醒悟，立刻搬离秦宫，封好府库，屯军坝上。项羽的谋士范增知道后大吃一惊：“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务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无论箕子还是赵母、樊哙，都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神圣，也是肉眼凡胎，但他们却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那就是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规律性，贪欲无止境，从俭入奢易，量变必然引起质变。另外，他们明白“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一个人如果追求奢侈生活，贪图享受，必然会消磨斗志，难以身负重任，迟早会腐化堕落。而且，为了过纸醉金迷的生活，还会千方百计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最终走上犯罪道路，古今中外，多少贪官污吏，都是这样一步步滑向深渊的。无数事实证明，那些贪图享受的人，一是容易浓艳损志，在温柔乡里变得英雄志短，无力承担大业重担；二是最容易被拉下水，因为沉溺于灯红酒绿，美酒佳肴、金钱美女，样样都会成为将其击垮的糖衣炮弹。
    培根曾说：“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思想决定行动，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习惯是有意识的选择，如果我们能将好的思维方式、好的行为、好的工作方式变成习惯，那我们才会以正确的思想促进正确的行动，从而获得成功与快乐的人生。
    ★合格的领导要善于想大事，勇于谋全局
    古人云：“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关系到事业的兴衰成败。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回顾我国的发展历史，凡是重视并率先垂范的时候，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就顺利；凡是忽视和弱化率先垂范的时候，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拆解“领导”二字，就是带领、引导的意思。不管哪项工作，自上而下地进行，就能够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效应，见效快、效果好。中央政治局提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后，特别强调从领导干部做起，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这种走在前、做在先的态度，值得广大领导干部学习。
    领导干部担负着一个地方、部门或单位的领导职务，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决定了他必须在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传统美德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素养，其政德水平的高低，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内在判断，必然直接影响其决策的对错、施政质量和为人民服务的效果。因此，作为一个立党为公、勤政为民的好干部，除了要具备较高的工作能力和知识水平外，良好的道德品质更是首先要具备的条件。
    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好坏，对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如果领导干部是品德高尚的人，不仅会得到群众的拥戴，也会感召一方民风积极向上；反之，如果领导是一个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人，这个地方的党风、政风就会不正，民风就会受到污染，领导也必然会失去群众的拥护支持。因此，领导干部要严以律己、率先垂范，给群众树立学习的榜样。一要自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表率。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力量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二要自觉做认真学习实践的表率。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想大事，谋全局，如饥似渴地学习，毫不懈怠地实践，与时俱进地提高。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中获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从前人留下的思想宝库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从人类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中寻找登高望远的思想阶梯。三要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带头发扬党内民主，积极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带头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带头坚持集体领导，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则办事、按集体意志办事。四要自觉做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真抓实干，勇于担当。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严格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不搞特权。深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上行下效的积极效应，带出一个好的社会风气，继而推动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交友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人作为社会的成员，不可能遗世独立。人与人之间势必发生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党员干部由于工作岗位的特点，决定了其交往活动会更多一些。但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其交友范围和方式往往影响着权力的运行。有道是：“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一个人交什么样的朋友，并非小事一桩。党员干部交友更不可不察，这也是对自己人格和党性的考验。许多领导干部堕落腐败，都是因为交友不慎。搞市场经济，我们要亲商爱商，但要注意分寸，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慎同餐、慎同行、慎同事，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嵇康（4年－6年），字叔夜，三国时期魏国谯郡（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人，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他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曾娶曹操曾孙女，曾任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遭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年仅9岁。嵇康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写的《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释私论》《养生论》千秋相传，并且他弹得一手好琴，尤其善于演奏《广陵散》。当时与他齐名的还有比他大1岁的阮籍，音乐史上常有“嵇琴阮啸”的说法。
    嵇康和阮籍都对那些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当时乌烟瘴气、尔虞我诈的官场仕途。他们宁愿在洛阳城外的竹林之中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隐士，也不愿与竖子们同流合污。他们如痴如醉地追求着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释放人性，回归自然，享受悠闲。当他们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嵇康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文化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
    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是经他自己加工改编的一首古代名曲，阮籍是嵇康的知音。在洛阳城外的竹林之中，一间茅舍、一杯清茶、一张古琴、一只野鹤，嵇康弹奏《广陵散》，阮籍则在一旁时而吹着竹笛，时而饮着杯中的清茶，时而拍手叫好，好似当年的俞伯牙与钟子期。
    嵇康临刑前，阮籍与三千名太学生联名上书，求司马昭赦免嵇康，并让其到太学讲学，但并未获准。在刑场上，嵇康顾视日影，从容弹奏《广陵散》，曲罢，阮籍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在面对仕途、财富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性情与态度，就是文人之交淡如水的做派。
    “管鲍之交”起源于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友谊的故事，最初见于《列子》——“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此世称管鲍善交也。”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的友情，已成为中国代代流传的佳话。在中国，人们常常用“管鲍之交”，来形容自己与好朋友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起初，管仲和鲍叔牙合伙做买卖，管仲家里穷，出的本钱没有鲍叔牙多，可是到分红的时候，他却要多拿。鲍叔牙手下的人都很不高兴，骂管仲贪婪，鲍叔牙却解释说：“他哪里是贪这几个钱呢?他家生活困难，是我自愿让给他的。”管仲曾经带兵打仗，进攻的时候他躲在后面，退却的时候他却跑在最前面。手下的士兵全都瞧不起他，不愿再跟他去打仗。鲍叔牙却说：“管仲家里有老母亲，他保护自己是为了侍奉母亲，并不真是怕死。”鲍叔牙替管仲辩护，极力掩盖管仲的缺点，完全是因为爱惜管仲这个人才。管仲听到这些话，非常感动，叹口气说：“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管仲和鲍叔牙就这样结成了生死之交。
    还有一个故事，相传唐贞观年间，薛仁贵尚未得志之前，与妻子住在一个破窑洞中，衣食无着落，全靠王茂生夫妇接济。后来，薛仁贵参军，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东征，因平辽功劳特别大，被封为“平辽王”。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前来王府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可都被薛仁贵婉言谢绝了。他唯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一打开酒坛，负责启封的执事官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启禀王爷，此人如此大胆，戏弄王爷，请王爷重重地惩罚他！”岂料薛仁贵听了，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命令执事官取来大碗，当众饮下三大碗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在场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贵喝完三大碗清水之后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夫妇的资助，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的荣华富贵。如今我美酒不沾，厚礼不收，却偏偏要收下王兄弟送来的清水，因为我知道王兄弟贫寒，送清水也是他的一番美意，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滥交朋友的现象应当引起警惕：有的喜欢听好话，与溜须拍马的人交朋友；有的贪图享乐，与大款交朋友；有的喜欢所谓的“江湖义气”，与“混混”交朋友。事实表明，不正当的交际是党员干部腐败的加速器。一些党员干部就是被所谓的“朋友”拉下马、送进铁网高墙的。对党员干部来说，人情之中有原则，交往当中有政治。邓小平同志曾告诫我们，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数。这个数就是指对所交往的人要有判断力，辨良莠、分好坏、认准人，不能什么饭都吃、什么酒都喝、什么人都交、什么话都说。与正派人交往，远离不良之人，是交友的基本准则。君子之交淡如水，为政之道清似茶。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杜绝低俗的“投桃报李”行为，更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搞到工作中来。交友无度，只讲关系、不讲原则，只讲哥们义气、不讲党纪国法，就难免落得“木匠带枷——自作自受”的可悲下场。
    现实中，有些党员干部周围不缺形形色色的“小兄弟”，却缺乏来自最基层的普通朋友。如今，交通发达了，通信先进了，有的人却与群众的距离远了、沟通少了。生活最深刻，群众最智慧。群众处在实践第一线，对事物的观察、对情况的了解更细致、更透彻、更深刻。事实上，多与普通群众交朋友，有助于获得来自基层、来自民间的真话真情，也不易被周围的“小圈子”所迷惑。多与普通群众肩并肩坐在一条板凳上，有助于把党的主张宣传到群众的心坎上。只有保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真正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减少决策的失误。
    古人有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交上一个好朋友，就等于多了一面镜子，多了一个参谋；交上一个坏朋友，就等于雪入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肩负着历史重任，面临着各种考验，必须自觉净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做到交往有原则、有界线、有规矩，不交无德之人、不交无义之人、不交无耻之人。如此，有助于做到防微杜渐、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气。
    ★正确看待寂寞与清贫
    每个人都有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为了利益而牺牲原则，为了富贵而突破底线，为了享受而不顾道德。领导干部在追求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应该摆正心态，秉持正确的利义观，做到破除私心、成全公义。领导干部在掌握权力的同时，一定要懂得权力是服务、是责任、是奉献，做到予我之物不多求、无我之物不苛求、身外之物不必求，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立足岗位，公而忘私甘于平凡，树立勤政廉政的好形象。
    于谦，字廷益，明代浙江钱塘人，明朝名臣。他为官清廉，关心百姓，刚正不阿。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围攻北京，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任兵部尚书，主持军事，成为“救时宰相”，此后一直主持朝政。于谦为官5年，一直兢兢业业，不贪私利，将一世清白留在了人间，深为后人称颂。当时官场腐败，太监王振把持朝政，勾结贪官污吏，作威作福。于谦一身正气，绝不随波逐流，他每次进京，都只带随身行装。有人劝他：“你不带金银入京，也应该带一点土特产送送礼啊。”他举起袖子笑笑说：“我带有两袖清风！”于谦身居兵部尚书，却“口不言功”，“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所居仅蔽风雨”，常被“错认野人家”。他曾作诗形容自己的床“小小强床不足伸，多年蚊帐半年尘”。他遭诬陷被杀，抄家时，竟“家无余资”。抄家时，人们见他家正屋紧闭，还上了锁，认定必是钱财，打开一看，原来都是皇帝赏赐的物品。于谦曾写下脍炙人口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海瑞（1514年—1587年），明代著名清官，举人出身，41岁入仕，初任福建南平县教谕，45岁时升任浙江淳安知县，最后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这位在历史上以敢于上疏骂皇帝而著称的大臣，也是一位享誉古今的大清官。海瑞为官，始终坚持最高的廉洁标准，除了领取政府下发的俸禄外，他绝不接受哪怕一分一毫的“灰色收入”。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历代王朝中最低的。海瑞任淳安知县时，每年的实际收入仅为1石大米，7.49两银子，60贯钞，以购买力计算，他的月薪大致相当今天的110元。海瑞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全靠这么点收入，生活水平跟现在的低保户差不多。尽管收入低到难以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但海瑞依然毫无怨言地接受，完全靠工资安排生活。身为知县，他亲率仆从在后衙种蔬菜自给，当然吃不起肉。有一次海瑞为母亲过生日，买了二斤肉，这居然成了新闻，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胡总督竟以传播消息的口吻说：“听说海知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
    海瑞本人十分节俭，对下属也严格约束，除了严禁收受各种“灰色收入”外，连公费支出也大为减少。淳安地处交通要冲，过境官员士大夫很多。按照当时流行的规格：一般官员路过，大概需驿费（招待费）二三十两银子；如果督抚大员路过，需银三四百两。明朝时，官府并无此项经费预算，所有费用都由当地百姓负担。海瑞做知县前，淳安县每年的驿费开支高达白银1000多两，百姓每丁需纳银三两五钱。海瑞到任后，调整了标准：一般官员过境接待费为5～6钱银子；如果督抚大员，可再增加钱银子。一年下来，淳安的驿费仅需银900多两，每丁仅纳银二钱五分，为此前的7%。仅此一项，每年向百姓少征1万多两白银。9年后，海瑞出任应天巡抚，发布《督抚条约》6款，规定：巡抚出巡时，府县官员不得出城迎接，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至三钱；境内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
    海瑞最后死于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这位二品大员去世之后，仅余白银0两，连丧葬费都不够。他的好友王用汲去看他，只见布衣陋室，葛帷（用葛藤织的帷布，比麻布还差）还是破的，连个穷书生的境况都不如，感动得直流眼泪，并为他凑足丧葬费。海瑞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清廉正直，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去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
    ★有所为有所不为
    领导干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善于认清形势，分析问题，分清楚哪些情况需要担当、必须担当，哪些情况不要担当、不能担当。
    儒家思想提倡“中庸之道”，强调一种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孔子是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史学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这种影响波及东亚乃至全世界。中庸之道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主张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认为“过犹不及”。孔子主张恪守“中道”，如《论语》记载，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政治上主张“德刑并用”，“宽猛相济”；对学生，性格过于进取的加以遏制，过于谦退的加以鼓励。孔子反对过激的言行，但同时也反对不讲原则，“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乡愿”行为，称“乡愿，德之贼也”。著名理学家程颐也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从领导干部的担当上来看，“中庸之道”讲的是担当要讲究“度”，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该担当的、必须担当的要勇于担当；对于不该担当、不能担当的要懂得回避。
    领导干部要有“有所不为”的律己与坚持。有所不为就是要时刻以党章党纪为镜，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在政治立场上不能动摇，不能有临时思想、镀金思想、特权思想，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能摇摆不定，心口不一，要保持心灵纯净，意志坚定。在工作态度上不能松懈，要高标准、严要求地对待工作，牢记群众观念，服务宗旨，不能只是做样子、搞形式、靠关系、搞门道，真正将心沉下来，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克难攻艰。在生活作风上不能走样，在我们周围，一些党员干部过不了“权力关”、“金钱关”、“人情关”，吃拿卡要，公权私用，贪图享乐，精神懈怠。一定要以此为戒，洁身自好，保持本色，守住第一道防线，“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领导干部要有“无为而无不为”的淡定与气度。老子曾言“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即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保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情怀。以“无为”的态度去对待工作生活，就没有做不到、办不好的事。
    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诸侯混乱，统治者强作妄为，贪求无厌，肆意放纵，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形下，老子提出了无为思想，呼吁统治者要“无为而治”。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骚扰而提出的，“无为”是针对统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贪欲而提出的。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让人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人民就能够安平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无为”就是不做任何违反自然规律、有损道德规范、违反社会法则，有害众生的事。但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老子说过“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说：不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这里，“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老子还曾谈道，“为无为，则无不治”，意思是说以“无为”的态度去对待社会人生，一切事情没有做不到、办不好的。因此，老子所讲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等待，毫无作为，而是“为无为”、“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即以“无为”的态度去“为”，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老子说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并不是说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就什么事情也做成了。在老子生活的时代，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无需统治者来组织生产和交换，一切顺其自然地进行。而统治者一旦“为”，则是为修建奢华的宫室而催逼苛重的税赋，或是为发动吞并他国的战争而拉夫抓丁。这样“为”则百姓遭殃，社会动荡，“无为”则人民闲适、社会安宁。因此，“无为”是不妄为，不乱来的意思，是说统治者的行为要顺应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按照规律去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轻易变更，人们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努力去做。
    “无为”追求的是奉献，“无为”的结果，恰恰也成为“有所作为”（有奉献）。
    东汉时期，贵人邓绥受到和帝宠爱，皇后阴氏十分忌妒。但邓绥为人谦恭，性格柔顺，对阴氏十分尊重。与阴氏同时进见和帝，邓绥从不正坐；和帝每次提问，邓绥总是让阴氏先说，从不与阴氏抢话头；每当发现自己的服饰与阴氏相同或相近时，邓绥便立即换掉，绝不与阴氏抢风头。尽管如此，阴氏仍然与人一起施行巫蛊之术，企图置邓绥于死地。阴氏的专横、阴险与邓绥的谦逊、忍让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和帝幽禁了阴氏，并在邓绥称病辞让的情况下坚持将她立为皇后。这个故事，被后代史家公认为“不争之争”的典型范例。
    这里的“不争之争”，与作为领导方法的“无为而治”在道理上是相通的。这里的“不争”并非真正的“不争”，而是以“不争”为“争”的手段；“无为而治”中的“无为”也并非真正的“无为”，而是以“无为”为“为”的手段。所谓“无为而治”，实质上就是把“有所不为”当作治政的方法和艺术。最高明的政治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家学说的核心，道家同样把“无为而治”视为治政的最高境界。至于历代帝王将相，大概没有谁不希望能用最少的心血来建树最大的政绩。
    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后遵从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表面上不算勤政，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让人民休养生息，使农业、工商业等得到了迅速发展。明朝的冯梦龙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宋初的宰相赵普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揭发告短的文书，不看一眼便付之一炬，表面上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遏制钩心斗角之歪风，维护了当时的“安定团结”。
    ★为官用权须谨慎
    中国古代有一种哲理：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非“凡夫俗子”所能用。党员领导干部务必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古往今来，多少官员面对权力都不能正确把握自己，或者一开始就将其作为私器而滥用、乱用，或者经历从清醒到混沌的阶段，逐渐失去了对权力的正确控制，让其脱离了既定的轨道运行，最终腐化堕落，害人害己。究其根本，就是少了一个“权力是个神圣的东西”的正确态度，忘记了权力姓“公”不姓“私”。
    权力也是一种风险，离权力越近的人风险也就越大，一步可以登天，一步也可下地狱。有一句话说得好，人不可能把金钱带进坟墓，但金钱可以把人带进坟墓。领导干部与老百姓的区别，就在一个“权”字上。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能否正确为官用权是最经常、最现实的考验。如何看待权力，实质上是权力观问题。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为了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权力观。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到领导岗位上，赋予我们一定的权力，是一种信任、一种重托。越是职位高、权力大，越要牢记权力的本质。现实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人一旦当了大官、挣了大钱、出了大名，就昏昏然、飘飘然，就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妄为、为所欲为，什么都不在话下、什么都无所顾忌。实际上，权也好，钱也好，名也好，都是一把双刃剑，既会带来鲜花也会带来罪恶，既会带来荣誉也会带来镣铐，既能把人推向高峰也能使人跌入深渊，关键在于怎么对待。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在对待权力问题上，都要切实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处理个人同群众的关系、同组织的关系，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要深刻认识到党员干部就是人民公仆，老百姓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深刻认识到个人的成长进步归根到底是组织教育培养的结果，没有组织提供的机会、岗位和平台，纵有再大的本事也没有用武之地。
    为官重点在慎重用权，作为公仆，要将权力用在为民服务上。慎用权力，一方面，要认清权力的风险。邓小平同志曾这样告诫干部：“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这样认为：“权力是我手中的一张牌，有了它，可以换来大把的钞票，再去换来更大的权力，进而捞取更多的享乐。”最终他落了个锒铛入狱、丢掉性命的下场。可以说，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正确用权会造福百姓，成就自己；用权不慎，以权谋私则会祸害群众，误了自己。另一方面，要尊重权力的属性。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告诫官员不要将精力放在比待遇高低、权力大小、升职快慢上，而要放在比奉献多少、比贡献大小上，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为官用权，能否抵住诱惑是一个躲不开的问题。当上干部手中有了权力，奉承、追捧的人会多起来，攀交情、拉关系、请客送礼的人也会多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有多大魅力，实际上这些人是冲着你手中的权力来的，表面上对你恭敬有加，实际上心有所求，甚至暗藏玄机、设下陷阱。一步很短，一生很长，有时一步走不好就毁掉一生。党员干部为官用权，一定要心中有杆秤，手中有戒尺。面对金钱，一定要谨记“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别来当官”的告诫，不起贪恋之心，不取不义之财；面对美色，一定要洁身自好、严守操行，不能沉湎美色而道德沦丧、自甘堕落；面对亲情，一定要吃透严是爱、宽是害的辩证法，不能因循私情而违背原则；面对朋友，一定要把握分寸、谨慎交往，不能因哥们义气而丢掉党性。总之，就是要讲原则、守底线，不为私利所困，不为私情所惑，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用权。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只有在阳光下运行、在监督下运行，才能正确行使，才不会发霉变质。现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推行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正在积极推进的决策公开、管理公开、结果公开等，都是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有效保障，需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贯彻落实。应当说，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正确行使权力，是值得信任的，但信任代替不了监督，自律代替不了他律，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是合乎规律的经济新常态，党员干部在严格约束下为官用权也是回归本来的作风“新常态”。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习惯在监督下用权，在监督下工作和生活，自觉接受组织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不断增强免疫力，确保手中权力的行使不偏向、不变质、不越轨、不出格。
    ★过不了廉政关就没有担当可言
    无私才能无畏，自身不干净、不纯洁就没有担当的资格和底气。要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好干部，一方面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讲党性、讲原则，坚决和不正之风作斗争；另一方面，关键是自身要清正廉洁，到什么时候都能肩膀硬、腰杆直。如果在廉洁自律上放松了警惕，就很容易出问题。搞一次特殊就丢一份威信，破一次规矩就留一个污点，谋一次私利就失一片民心。
    曾任中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对纪检部门的同志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们家三兄弟都精于医术，那么到底谁的医术最好呢？”
    扁鹊回答说：“我大哥医术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魏文王很好奇，继续问道：“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回答说：“我大哥是在病情发作之前就能将人的病治好，由于一般人不知道自己有病，更不知道他的病被我大哥事先治好了，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知道，所以大哥的名气无法传播出去。我二哥治病是在病情刚刚发作的时候，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在我们村子里有点小名气。而我扁鹊治病，是在病情严重的时候，一般人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他们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因此我的名气也传遍全国。”
    腐败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一个“毒瘤”，然而“毒瘤”也是从无到有的，应该像扁鹊的大哥那样，在“毒瘤”产生之前，就能够发现情况，治病于未发之前。当“毒瘤”产生后，要像扁鹊二哥那样，治病于初起之时。而对于那些长满“毒瘤”的腐败分子，要像扁鹊那样，动手术、下猛药，严肃查处，下决心根除。
    三国时期，东吴孙权部下太守陆绩，为人正直清廉。陆绩任郁林太守多年，轻徭薄赋，爱惜民力，深得百姓爱戴。郁林郡地处岭南边远穷困山区，为体察民情，安定地方，陆绩经常跋山涉水巡视各县，使郁林得到了较好的治理。任期满后陆绩奏准还乡，除有简单的行装和几箱书籍外，再无别的东西可带，全部家当竟不满一艘小船，为行船安全，陆绩买了一担笋干、两大瓮咸菜压船舱。但船仍太轻，而陆绩身上的钱所剩无几，难再购物压舱，于是，他让船工搬了一块大石头用来压舱。陆绩用巨石压船返乡的事情一时之间成为美谈，还有人把那块大石头收藏起来，取名“廉石”，被人们吟诗赞颂：“郁林太守史称贤，金珠不载载石还。航海归吴恐颠覆，载得巨石知其廉。”到今天，在江苏苏州文庙的庭院里，还竖着一块刻有“廉石”二字的巨石，以纪念陆绩的奉公忘私、两袖清风。
    权力，从来都不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东西，也不是专门让人感恩戴德的崇拜偶像，权力如同一只随时张开血盆大口的老虎，稍有不慎，它就会吞噬无辜者的生命，制造种种灾难。美国前总统布什关于制约权力的笼子比喻成为人们推崇的经典，他在捷克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我现在就站在笼子里与你们讲话。”廉洁面前敢担当。作为一名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过不了廉政关，就没有担当可言。历史证明，艰苦创业、清正廉明，国家就能长治久安；骄奢淫逸、贪污腐败，政权就会走向灭亡。好干部就要做到进不失廉、退不失行，始终保持思想纯正、品行端正、处事公正、为官清正，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树立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要高风亮节，忌追名逐利。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始终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职务和权力，真正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顶得住歪风、管得住自己，做到自警、自省、自律、身正、身净、身硬。要出于公心，忌以权谋私。必须懂得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领导就是服务，权力就是责任。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不能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以权谋私的工具。要有所畏惧，忌无所顾忌。坚持严自律、善治家、慎交友，坚决克服侥幸心理、从众心理、不平衡心理，任何情况下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家园，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干干净净做事，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争当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中华的好儿郎。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干部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在接受群众的监督，那些一心只考虑自己个人私利，置人民利益而不顾的人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由创业到灭亡的周期律时说，从一人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毛泽东答：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人亡政息。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媒体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江苏一官员超标宴请客商，被群众举报，该官员手持扩音喇叭，跪在餐桌上，向群众作揖道歉。编辑冠以标题，寓意深刻：官员下跪认错，民众监督站起。
    011年，吉林省舒兰市原常务副市长韩迎新因辖区内拆迁户到中央上访而受到舆论关注。韩迎新曾说过“我不懂拆迁法，不按拆迁法办”“我有尚方宝剑，你们随便告，我不怕”等言论，被称为“史上最美最狠强拆女市长”。01年底，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韩迎新利用职务便利和职权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数额较大，经吉林省纪委常委会、吉林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给予韩迎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将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史上最美最狠拆迁女市长”事件的出现，我们不难理解许许多多无奈的被拆迁者，动辄停电停水，动辄到拆迁办去报到“上班”……这些想必都是“最美最狠拆迁女市长”之类的“杰作”。这里“最美最狠”实是“最丑最恶”，他们的“狠招”实是侵权违法，是滥用公权，这种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害群之马，必将遭到群众的反对，成为众矢之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干部的业绩，群众看得见，领导干部的腐败，群众也看得见。在目前已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有六至七成的大案要案是通过群众举报发现和查处的。
    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建国初期，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什么我们党能够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从根本上说，因为我们党是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因此党总是坦诚面对人民群众，处事光明磊落，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
    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首先要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志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指出：“推动科学发展，一定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切实体现人民意愿，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推动科学发展上来。”作为领导干部，如何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能否做到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实质是能不能真正实践党的宗旨，把人民当作国家主人的问题。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摆正位置，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把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当作一种警戒、一面镜子，经常想一想、照一照，不断提高自己、改进工作；必须学会倾听，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特别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不断提高判断是非的能力，用决策的民主性保障科学性；必须放下架子，“零距离”倾听民声、“零障碍”了解民情，主动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还需要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保障。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促使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还需要严格的制度作保证。应当通过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公开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和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度等，逐步扩大和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应当进一步完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让群众的利益得到及时维护。同时，切实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加大问责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严格追究刑事责任，对那些泄私愤搞打击报复者给予迎头痛击。
    后记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担当》终于出版了。
    此书的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整个写作过程，是个相互切磋、集思广益，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过程，可以说该书的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首先十分感谢刘欣、奉莹、高玉三位同志，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先后参与了书稿立意和框架结构的讨论，以及部分章节的起草，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汲取了许多专家学者——这些未见面的老师和同行的研究成果。由于体例的要求，在编纂成书时，有的引文无法注明出处和原作者，在此，对这些作者表示敬意和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编者
    014年1月于北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