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

    精彩的还有国际关系。
    跟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一样，罗马也是靠武力来征服世界的，这就有一个与战败国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对征服者的境界、胸襟和政治智慧都是考验。
    亚述和迦勒底（新巴比伦）就不说了，他们的疯狂掠夺、血腥镇压和残暴统治，引起的只是更强烈的反抗。波斯帝国虽然表现出最大的仁慈和宽容，却只知道把设为行省的战败国当作提款机，忘记了把他们变成自己人。
    做得最好的，是罗马和中国的周。
    周人和罗马人的高明之处，是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共同体，同谋发展、共享太平。只不过，周人构建的是“文化共同体”。只要认同周文明，就能由夷狄变成华夏。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民族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罗马构建的则是“政治共同体”。他们甚至主动邀请战败国的头头脑脑加入元老院，就像汉武帝让匈奴人金日磾成为他的顾命大臣。结果，被征服的蛮族成为这个国家的共同经营者，甚至战场上的主力军。
    当然，一旦打了胜仗，大家也都有利可图。早期的做法是：罗马人拿走战利品的一半，剩下的按劳分配。也就是说，罗马人是大股东，归顺的战败国也是合伙人。
    这可真比威尼斯商人还精明。
    然而政治恰恰是一种智力游戏，文明则是尽量巧取而避免豪夺。如果还能化敌为友，那就堪称功德无量，因为和平总归好过战争。幸运的是，中国人和罗马人都有这种智慧，两大文明独步一时也绝非偶然。
    因此，在充分了解了中华的方式后（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我们很想知道罗马人是怎么做的。
    ☆、法治天下
    在世界历史上，中华和罗马都堪称独树一帜。其他那些帝国，亚述、迦勒底、波斯、马其顿，都由一个或几个伟大征服者建立，中华却由邦国而帝国，罗马则由共和国而帝国。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己成长的。
    成长需要土壤，也需要力量。那么，中华文明与罗马文明的土壤和力量又是什么？
    中华是礼，罗马是法。
    正如在中国，失礼或非礼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罗马人也把违法看作不可原谅的行为。他们宁肯吃亏、失败甚至掉脑袋，也不肯违法。恺撒被杀后，西塞罗曾提出尽快召开元老院会议，以巩固成果。而且，刺杀集团的主要成员布鲁图身为大法官，恰好有此权力。
    这位布鲁图是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布鲁图的后代。
    不过按照法律规定，大法官只有在两位执政官都无法召集会议时，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这时，一位执政官恺撒已死，另一位执政官安东尼却还在罗马。因此，布鲁图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拒绝了西塞罗的提议。
    布鲁图说：这是违法的。
    这事听起来十分怪异，因为行刺恺撒的布鲁图原本是杀人凶手。而且，恺撒作为终身保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也就是说，布鲁图已经双重意义地犯过法了，再违一次法又有何不可呢？何况还是为了国家。
    然而布鲁图就是不肯，以至于坐失良机。
    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恐怕只能解释为迂腐，但在罗马则会得到尊重。因为刺杀恺撒是可以理解为战争的，即共和国与破坏共和的国家敌人之间的战争。战争当然要死人，法律也不保护公敌，布鲁图心安理得。
    开会则不一样。召集元老院会议，原本因为只有元老院的决定才是合法的。如果会议本身违法，那么这决定还能合法吗？依靠非法会议重建的共和，是罗马人民想要的吗？这岂非重新回到了恺撒的人治路线？
    可惜布鲁图没有想到，把恺撒视为国家的敌人，只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元老院并没有宣布恺撒是人民公敌。所以他们的刺杀仍属非法，必须被判有罪。
    布鲁图也只好自杀。
    法治观念如此之强，在全世界当数第一。
    这当然其来有自，甚至可以追溯到西亚文明，但公元前494年的平民撤离运动也功不可没。因为正是在这场运动之后，罗马迫于平民的压力开始了成文法的制定。首部法典刻在了铜板上，因此得名《十二铜表法》。
    以法治国，正式开始。
    最早制定的是为本国公民颁行的法律，即公民法，亦即国内法。后来版图扩张，人口众多，外族和异邦也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又制定了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法律，叫万民法，亦即国际法。最后，这两大法律体系被合在一起，叫统一法。其成果，就是《民法大全》。
    这时，已是东罗马帝国时期了。
    罗马法在世界古代社会，堪称最为系统完善。它包括两大部分：公法和私法。公法是关于政府的，私法是关于个人的。私法与公法相比，私法更重要。
    私法分为三个部分：人法、物法、诉讼法。这三个部分当中，人法又最重要。人法规定了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条件是具备人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就是人，不符合的就不是人。
    奴隶不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奴隶没有人权。
    人权在罗马法当中就是身份权，包括自由权、家族权和公民权。有自由权，就是人；有家族权，就是男人；有公民权，就是罗马人（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在罗马，这三种身份权是可以分开的，因此也可以部分或全部丧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等，从此不是男人；丧失公民权叫中减等，从此不是罗马人；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等，从此人格尽失，不再是人。
    这就是罗马的法定人权。
    人权既然是法定的，那就不是天赋的，因此可以依法授予或剥夺。如果被授予公民权，就有了罗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被剥夺自由权，则从自由人变成了奴隶。
    没人愿意失去人权，所以谁都不敢以身试法。
    执政官和皇帝也一样，他们害怕的是元老院。元老院虽然没有行政权，只能对执政者提出建议和忠告。但是他们手上有一张王牌，叫“元老院最终劝告”。如果接到这份通牒还不改悔，元老院就可以宣布他为人民公敌。
    结果怎么样呢？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
    对于这项能够制衡权力的权力，元老院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而只要元老院的这个功能还在，罗马就很难从共和走向帝制。后来屋大维革命成功，是因为苏拉和恺撒改造了元老院，他自己则给足了元老们面子。
    当然，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是时势使然。
    但，即便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罗马也仍然是一个法治国家。公元100年9月，执政官小普林尼在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时，就对坐在会场中的皇帝图拉真说：皇帝不应该在法律之上。相反，他应该在法律之下。
    王在法下，罗马人早就懂了。
    战败国和他们的臣民，当然也如此。
    前面说过，中国的周和罗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都极具政治智慧地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了共同体，把对立面变成了自己人。但，这绝不意味着一视同仁。相反，那些战败国和同盟国，关系有远近，权益有寡多。
    也就是说，共同体内是有等级的。
    周人的等级叫五服，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其中离王城最近的叫甸服，最远的叫荒服。实际上，一个诸侯国如果属于荒服，已经是“地老天荒”了。他们往往仍被视为蛮夷，对周王室应尽的义务也最少。
    罗马也是五等，分别是罗马、加盟国、自治国、殖民地和同盟国。跟周人的五服一样，这也是一个权利和义务同步递减的序列。罗马人拥有的权利最多，应尽的义务也最大，同盟国则相反。
    当然，这是罗马在联盟时代的事情。后来，战败国也像在波斯一样被设为行省，治理的方针却一如既往：根据关系的亲疏和表现的好坏给予不同的权益。
    罗马手中的牌，是公民权。
    公民权不是基本人权，因此可以授予。一旦被罗马授予公民权，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将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被侵犯，罗马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这当然令人向往，谁不想靠上罗马这棵大树呢？
    罗马的方针却是分而治之，有的授予罗马公民权，有的授予拉丁公民权（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一些干脆没有公民权。不过，他们也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和习俗，也不用学拉丁语。
    这才真是和而不同。
    难怪其他帝国都灭亡了，罗马却稳固而持久。
    可惜法律并不万能。西塞罗和布鲁图也不会想到，屋大维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用共和国的砖瓦梁柱建造他的帝国大厦，而且这大厦有一天还会倒掉。
    后面这一点，屋大维也没有想到。
    ☆、罗马之亡
    帝国的首都罗马花香四溢，祥云笼罩着高大宏伟的万神庙、富丽堂皇的凯旋门。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广场当中的金色里程碑上时，“条条大路通罗马”就从这里启程。
    罗马，确实是他们世界的中心。
    然而在中国南北朝时期那个多事之秋，这座美丽的城市被彻底摧毁。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洗劫三天三夜。455年，罗马再次沦入敌手，汪达尔人整整洗劫十五天，把罗马变成了董卓铁蹄下的长安和洛阳。
    公元476年，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废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位年幼无知的皇帝竟有一个令人咋舌的名字：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可惜，这两位伟大先祖的在天之灵，也没能挽救罗马的衰亡。
    太阳落入了地中海，再也没能升起来。
    当然，这里说的是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要到1453年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但，罗马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首都不在罗马，还可以叫罗马帝国吗？
    所以，从君士坦丁迁都之日起，它就灭亡了。
    其实罗马很早就不再像首都。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上帝位后，居然十九年不造访罗马。直到303年，他才在罗马举行了一次凯旋仪式，罗马市民和元老院也才第一次见到皇帝陛下。而且，这也是最后一次。
    首都不像首都，元老院也不像元老院。
    前面说过，元老院是罗马真正的权威和灵魂。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法律的规定，更因为元老院是由精英们组成的。唯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不做错决定，不选错执政官。这是贵族们要把持元老院的正当理由。
    后来，平民也可以进入元老院，但那也是平民当中的精英。于是，贵族政治变成了寡头政治。寡头政治是有好处的，那就是不至于让国家事务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且这些大佬既然将国家视为己有，他们也不会卖国。
    为此，罗马有两条法律规定：第一，一旦成为元老院议员，任期就是终身的。第二，为了保证一心为公，也为了防止以权谋私，元老院议员不得经商。
    可惜权欲和物欲同为人的本能，不能亲自经商的议员便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了骑士。骑士原本是罗马军团中富裕的公民，可以自备马匹参加战斗。不过现在徒有其名，只能去充当议员的代理人、承包商，甚至皮条客。
    议员们是什么德行，也就可想而知。
    元老院开始腐败。公元前113年，也就是张骞去世的第二年，努米底亚国王因为向罗马将领行贿，而被传唤到罗马。但他却用同样的方法，让元老院做出了免于出庭作证的决定。于是这位国王用轻蔑的口气说：在罗马，没有什么是不能用钱买的。
    腐败的还有罗马市民。
    市民的腐败事出有因。作为奴隶制国家，罗马主要依靠奴隶从事劳动。鼎盛时期，罗马城一百万人口中，奴隶就有四十万。这就使大量平民成为无业游民，不但变得越来越贫穷，也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当局的办法是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供应给市民的面包是免费的，节假日在一年之中有九十多天。无所事事的市民们便在圆形剧场、大竞技场、公共浴室以及披着红衫的妓女身上消磨时光，一如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
    不难想象，由这种游手好闲的街头小混混来组成人民大会，行使民主权力，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事实上，在帝国的后期，罗马公民对政治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他们漠然地看着皇帝们被拥立又被杀掉，漠然地看着自己的军队兵败如山倒，甚至在蛮族入侵时里通外国开门揖盗，兴高采烈又后悔莫及地加入敌人的行列。
    这同样并不奇怪，因为罗马城里的贫富差别悬殊。只有近二十分之一的富人住在自己的豪宅里，身上穿的中国丝绸价格相当于同重量的黄金。贫民却只能蜗居在被叫作“伊苏拉”的简易房里，怎么能不怒火万丈？
    倒霉的，就只能是他们的皇帝了。
    其实帝国末年的皇帝也不怎么样。他们不是骗子就是傀儡，不是篡位者就是冒牌货，而且没有一个能真正掌握帝国的权力。因为他们都是军队拥立的，或者依靠军队上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能左右皇帝的只有军队。
    此外，就是对健全男人充满仇恨的宦官。
    军队同样堕落。过去，他们是为祖国和自己的荣誉而战，当兵是光荣而体面的事情。因此，罗马让没有公民权的同盟国提供兵源，也算是给了他们面子。现在却是谁给钱就替谁杀人，还能指望他们保卫帝国吗？
    何况军队的成分也变了。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军团的主力军是清一色的罗马公民。戴克里先以后，作战会议的大半席位都被蛮族出身的将领占领。他们对于帝国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能忠于职守已是很有道德。
    这就是灭亡前的罗马。
    首都不像首都，罗马的优越性没有了。元老院不像元老院，贵族或寡头制的优越性没有了。公民不像公民，民主制的优越性没有了。皇帝不像皇帝，君主制的优越性没有了。所有的优越性都没有了，岂不该亡？
    显然，罗马的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腐化变质。
    但，罗马不是有共和精神、法治传统吗？这种精神和这种传统，不是让罗马坚持了共和制度五百年，又让他们在成为帝国之后，虽然动乱不止却并不崩溃吗？为什么还是难逃一死，终有一亡呢？
    因为他们没有“道”。
    或者说，没有核心价值，没有终极追求。
    希腊人是有的，这就是独立、自由、平等。这是希腊文明留下的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他们的问题在于：有民主无共和。因此，雅典和斯巴达争霸世界，就不但不能如愿以偿，反倒因背叛核心价值而走向衰亡。
    中国人也是有的，至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能够要什么。这就是小康、仁政、王道。中国人也不缺乏政治智慧，因此总能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平衡。可惜王道只是梦想，仁政则要碰运气。结果，是治乱循环。
    罗马人却没有治国之道。他们优越的制度和高明的手法都是技术性的，也都只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就连他们的宗教（如果也能算作宗教的话），也缺少犹太教那样的思想光辉和神圣使命。于是到后来，罗马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什么，只能夜夜笙歌，不能天天向上。
    也许，君士坦丁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才乞灵于基督教，希望这种新的宗教能给他的臣民以精神的支柱和境界的提升，至少也能像中国的儒学那样，让大家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尽管他并不知道儒学为何物。
    但，信仰真是必需的吗？
    如果是，它能靠公权力来建立吗？
    依靠公权力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真是救世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