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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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称帝之后,改革全面展开。他愤怒声讨过去几十年的不公平,下令大地主将超过法定数量的田产分给农民,禁止土地和奴婢的买卖,稳定物价并提供低息贷款,削减官员的薪水,降低王侯的规格,实行盐、铁、酒类和铸铜的国营。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减少了宫廷的开支。
这就是王莽的变法和改制。毫无疑问,他的动机应该是良善的,难怪有人称他为“最早的社会主义者”。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
一败涂地。
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根本就不切实际。且不说他得罪了多少既得利益者,也不说许多理想其实不过是幻想,单是货币改革就导致了经济混乱。王莽废除了通行已久的五铢钱,改为金、银、龟、贝、泉、布等货币,币种多达二十八个。结果农商俱损,经济萧条,民怨沸腾。
老天爷也不帮他的忙,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不甘失败的旧族趁火打劫。两股力量加在一起,王莽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一个情商和智商看起来都很高的人,居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做如此荒唐的事情,实在令人费解。因此直到现在,人们依然说不清他到底是改革家还是野心家,革命者还是伪君子,机灵鬼还是糊涂虫。
但要说他是书呆子,则毋庸置疑。
王莽的书生气比比皆是,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改变制度的痴迷。班固就说,王莽以为只要确立制度,天下自然太平。因此一门心思制礼作乐,坐而论道,议而不决,置民生、诉讼、吏治等当务之急于不顾,岂能不败?
其实就连这种说法,都抬举了王莽。实际上他的某些改革,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更名。比方说,把两位财政部长的官名改成神话人物的名字,负责朝廷财政的大司农叫羲和,负责宫廷财政的少府叫共工。
这简直就是视政治如儿戏。
看来,王莽根本就没有真正读懂孔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名。他书生气十足地以为只要改个名字,所有事情都会发生根本变化,他的理想也就能够实现。
事实证明,王莽错了。
实际上,制度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人与制度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国情和民意,二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文化传统,三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能够与之融为一体。合则成,不合则败。
这一点,看看屋大维就知道。
☆、屋大维成功
屋大维几乎天生就跟制度融为一体。
实际上,屋大维做的事情比王莽严重得多。王莽只是换了个人当皇帝,屋大维却彻底改变了政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莽只是篡位者,屋大维却是革命者。
然而屋大维的结局却比王莽好得多。他不但成功地把共和变成了帝制,新政体居然还延续了五百年。
这又是为什么?
根本原因在时势,直接原因在方式。
我们知道,王莽其实也是想革命的,只不过他要做的事情是恢复周制。但他哪里知道,秦皇汉武之后,周制的恢复已断无可能。因此王莽拿着一本《周礼》搞改革,在他自己是替天行道,在历史眼中就是倒行逆施。
罗马的情况则相反,共和制度早已不再符合国情。因为按照这种制度,人民大会才是最高权力机关;而罗马的人民大会,在理论上是必须全体公民参加的。
然而到恺撒的时代,共和国已经拥有十八行省。到公元前28年,也就是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的前一年,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已经超过四百万。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怎么召开人民大会呢?
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代议制,即由人民选举代表,由代表组成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可惜,这种制度很久以后才被发明出来,当时也没有这个灵感。事实上,代议制在英国首先产生,要到一千九百年以后。
这个问题后来由屋大维的改革勉强得到解决,办法是异地投票。可惜,住在行省的罗马公民是否当真享受了这一权利,已无从查考。但即便十八行省都异地投票,以当时的通讯工具和交通条件,效率之低也可想而知。
仅此一项,就得改制。
何况还有战争。
战争对于罗马极其重要。因为只有战争,才能让罗马成为霸权国家和世界首都,也才能让罗马公民获得财富和荣誉,并保持罗马社会的热情洋溢、生机勃勃和团结一致。对于这一点,人民和元老院都心知肚明。
然而要战争,就得有独裁官。战争的时间如果越来越长(这几乎是必然的),独裁官的任期也就不能再是六个月。苏拉开无任期独裁官之先例,这是原因之一。
独裁官没了任期,对执政官的权力限制(包括任期和人数),也就没有了意义。顶层(执政官)和基层(老百姓)都变了,只剩下元老院死撑着,也没意义。
帝国制度,已是呼之欲出。
即便如此,屋大维仍然小心翼翼。
屋大维实在比王莽聪明得多,他很清楚有些东西是不能触动的。罗马人民已经做了五百年国家的主人,一旦突破他们的底线,死无葬身之地的就是自己。
那么,哪些是不能有丝毫冒犯的?
主权在民,共和政体。
第一条是罗马建国以来就有的观念,而且一直贯穿到帝国灭亡。也就是说,罗马人始终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才是最高统治者。唯其如此,他们的国家才会叫做spqr(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主权在民,是罗马人的生命线。
共和政体则是他们的骄傲。罗马人从来就不喜欢民主政体,也瞧不起希腊。在他们看来,正是民主制度让希腊走向衰亡,雅典则充其量是一个反面教员。
相反,罗马的共和政体却无比优越: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分别对应着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制度融为一体,既能集中优势,又能去其弊端,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似乎没有。
因此,屋大维必须极其尊重罗马人民的这份感情,也必须明确表示他只是一个受到委托的公务员,他的一切权力都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授予的。现在任务已经完成,请诸位收回权力,他什么都不要。
或者说,只要一个称号: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不是国王,更不是皇帝,只是一个称号,甚至外号,意思是英明的和尊敬的,跟可爱的、幸运的、伟大的、战无不胜的等等,没什么区别。
当然,他也没有皇冠。在戴克里先之前,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没有皇冠,也没有加冕仪式。屋大维的头上则只有公民冠,这是有战功的将士都可以戴的。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都放心了。
屋大维的这一系列动作,书呆子王莽肯定看不懂。准备做皇帝的人,怎么能只要虚名不要实权呢?
其实这都是虚晃一枪。屋大维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看似实权其实虚名。是啊,人民大会早已名不副实,元老院则在裁员以后又减少了会期。真正的决策机关和权力机关,是一个拉丁文缩写为cp的机构。
这个机构的名字不好翻译,但性质很清楚。第一,它的权力与元老院相当;第二,没有休会期;第三,它是围绕元首建立的。因此,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元老院的常委会,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元首的顾问团,还有人认为它相当于中国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
屋大维的cp由二十一人组成,其中六个是屋大维的亲信,十五个来自元老院。这让元老院十分放心,因为他们的人占绝对多数。可惜他们没有想到,这十五个元老院委员是抽签产生的,哪里对付得了齐心协力的那六个?
何况屋大维作为执政官,还有否决权。
元老院被架空了,他们却还为屋大维鼓掌。
屋大维却意犹未尽,他还要改革行省。按照屋大维的方案,行省被分成了四种:意大利是罗马本土,埃及是元首私属,剩下由元老院任命总督的叫元老院行省,由元首任命总督的则叫奥古斯都行省。元老院行省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奥古斯都行省则是欠发达地区。
元老院非常满意,可惜他们又上当了。
没错,屋大维拿到的都是穷山恶水,却同时也是边防前哨。其实这些行省贫穷,就因为在前线。是前线,就要调兵遣将。那么,谁来调遣?当然是屋大维,因为那是他的责任区。至于元老院行省,是不打仗的。所以,元老院也不需要兵权,全国的兵权只能集于屋大维一身。
现在,屋大维还给元老院的权力,又都被元老院还了回来。而且,由于是元老院的授权,完全合法。
屋大维革命成功。
成功并不奇怪,因为他会曲线救国,因为他会暗度陈仓。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合法的,但每一步都导致了法律和制度的改变,加起来则会引起质的变化。
时势让屋大维必然成功,方式则让他顺利成功。
审时度势又顺势而为,这才叫高手。
只不过,这种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非屋大维的天赋,更非他所独有。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属于罗马人民。事实上,早在屋大维出生四百多年前,罗马人就已经学会了合法斗争,并因此而创造了他们独特的制度和文明,让我们叹为观止。
那就来穿越一次吧!
☆、共和的精神
公元前494年的某一天,准备集结部队迎战外敌的执政官突然发现,他的兵力少了许多。那些由平民组成的军团整队地撤离了罗马城,拒绝参加这场战争。
这当然让人惊诧,却也事出有因。
起因在社会的不公。当时的罗马社会由贵族和平民两大阶级组成,两个阶级之间等级森严,极不平等。贵族把持了城邦的政权,平民不能成为元老院议员,也不能与贵族通婚,跟元老院选举的执政官更是无缘。
这实在欺人太甚。要知道,平民也是公民,公民有义务也有权利。义务是保家卫国,权利是参政议政。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哪有只尽义务不给权利的道理?
因此,要么拥有权利,要么不尽义务。
然而这个合理要求却被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拒绝。交涉无果之后,平民决定一走了之。
撤离罗马的平民来到一座山丘,宣布要在那里另建城邦,召开自己的人民大会,选举自己的执政官。是啊,既然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那就各过各的好了。
贵族们目瞪口呆。他们虽有能力治理城邦,却没有能力离开平民独自保卫它,只能妥协。
妥协的结果,是平民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言人。
这个代言人,叫保民官。
保民官的设立妙不可言,他拥有的特权更让我们惊叹罗马人思维的缜密。为了防止打击报复,保民官享有执政官都没有的人身不可侵犯权。同时,为了确保平民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民官享有对政府决议的否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保民官说一声“我反对”,元老院和执政官就只能干瞪眼。难怪恺撒和屋大维都要担任终身保民官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两项特权。
此后,平民又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包括可以担任执政官、独裁官、监察官和大法官。退下来后,还可进入元老院。阶级壁垒被打破了,罗马成为全民的国家。
平民可任大法官,是在公元前337年。六十多年后,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再过三四十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建立起第一个海外行省西西里。蕞尔小邦罗马终于渡过了危机茁壮成长,因为他们学会了妥协,构建了和谐。
因此,尽管罗马跟雅典、斯巴达一样也是城邦,还起步更晚,也尽管那两个城邦都曾称霸一时,却只有罗马脱颖而出,超越城邦变成大共和国,最后成为大帝国。
这足以让罗马人骄傲。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有了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罗马文明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这种精神就叫共和。
所谓共和,就是不同族群、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和谐相处,共谋发展。这当然很难,许多文明就因为不能做到而崩溃。做到了这一点的,最早是中华,其次是罗马。唯其如此,中华和罗马才在公元前一二百年成为世界性文明。
两大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开放和包容,也都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同化能力,这才形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文明圈。只不过,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和兼收并蓄的能力,在中华可能是一种胸怀,在罗马则是一种智慧。
的确,历史上的罗马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能以最适当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斗争中,他们绝不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同时又能分毫不差地讨价还价。
平民撤离运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抗争的平民一开始就没打算把事情弄僵,因此他们没有选择揭竿而起或是投入敌营,而是退出战场。当然,在贵族做出双方均可接受的让步后,撤离的平民也立即回到了罗马,并很快就组建了参战的军团。
这可真是有理,有利,有节。
贵族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们明智地放弃了自己的部分特权,以此作为平民同意合作的交换条件。当然,放弃是逐步的,撤离运动也有过多次,但结局总算不错。
其实越到后来,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也越模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也五世而斩。有的贵族会沦为贫民,有的平民会成为新贵。更重要的是,罗马人的共同体意识很强。如果需要一致对外,他们就会和衷共济。
这就好办了,因为罗马从来不缺敌人。
于是,平民和贵族终于携起手来,共同倡导和培养全体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精神。而且,随着罗马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爱和自豪感还会更强烈。
罗马人为什么能坚持共和制度五百年之久?
这是原因之一。
实际上罗马精神最精彩的一笔,就是制度设计和权力架构。要知道,构成罗马国家的人民、元老院和执政者(执政官、独裁官或奥古斯都)虽然号称三位一体,但这三位的政治利益和心理诉求却并不一体。人民要民主,元老院要尊贵,执政者则希望权力越多越好。
这就只能讲价钱,好在他们很快就理顺了关系:人民授权但不决策,元老院决策但不行政,执政者行政但只有治权。主权是元老院和人民的,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所以,即便在帝国时代,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权威至少也得在表面上维持。新皇帝登基,先得向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然后再向市民演讲一次,还要前往神殿祈求诸神的保佑。完成这三个程序,他才是合法的皇帝。
这样的罗马,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文明国家。
这就是王莽的变法和改制。毫无疑问,他的动机应该是良善的,难怪有人称他为“最早的社会主义者”。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
一败涂地。
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根本就不切实际。且不说他得罪了多少既得利益者,也不说许多理想其实不过是幻想,单是货币改革就导致了经济混乱。王莽废除了通行已久的五铢钱,改为金、银、龟、贝、泉、布等货币,币种多达二十八个。结果农商俱损,经济萧条,民怨沸腾。
老天爷也不帮他的忙,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不甘失败的旧族趁火打劫。两股力量加在一起,王莽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一个情商和智商看起来都很高的人,居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做如此荒唐的事情,实在令人费解。因此直到现在,人们依然说不清他到底是改革家还是野心家,革命者还是伪君子,机灵鬼还是糊涂虫。
但要说他是书呆子,则毋庸置疑。
王莽的书生气比比皆是,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改变制度的痴迷。班固就说,王莽以为只要确立制度,天下自然太平。因此一门心思制礼作乐,坐而论道,议而不决,置民生、诉讼、吏治等当务之急于不顾,岂能不败?
其实就连这种说法,都抬举了王莽。实际上他的某些改革,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更名。比方说,把两位财政部长的官名改成神话人物的名字,负责朝廷财政的大司农叫羲和,负责宫廷财政的少府叫共工。
这简直就是视政治如儿戏。
看来,王莽根本就没有真正读懂孔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名。他书生气十足地以为只要改个名字,所有事情都会发生根本变化,他的理想也就能够实现。
事实证明,王莽错了。
实际上,制度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人与制度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国情和民意,二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文化传统,三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能够与之融为一体。合则成,不合则败。
这一点,看看屋大维就知道。
☆、屋大维成功
屋大维几乎天生就跟制度融为一体。
实际上,屋大维做的事情比王莽严重得多。王莽只是换了个人当皇帝,屋大维却彻底改变了政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莽只是篡位者,屋大维却是革命者。
然而屋大维的结局却比王莽好得多。他不但成功地把共和变成了帝制,新政体居然还延续了五百年。
这又是为什么?
根本原因在时势,直接原因在方式。
我们知道,王莽其实也是想革命的,只不过他要做的事情是恢复周制。但他哪里知道,秦皇汉武之后,周制的恢复已断无可能。因此王莽拿着一本《周礼》搞改革,在他自己是替天行道,在历史眼中就是倒行逆施。
罗马的情况则相反,共和制度早已不再符合国情。因为按照这种制度,人民大会才是最高权力机关;而罗马的人民大会,在理论上是必须全体公民参加的。
然而到恺撒的时代,共和国已经拥有十八行省。到公元前28年,也就是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的前一年,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已经超过四百万。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怎么召开人民大会呢?
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代议制,即由人民选举代表,由代表组成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可惜,这种制度很久以后才被发明出来,当时也没有这个灵感。事实上,代议制在英国首先产生,要到一千九百年以后。
这个问题后来由屋大维的改革勉强得到解决,办法是异地投票。可惜,住在行省的罗马公民是否当真享受了这一权利,已无从查考。但即便十八行省都异地投票,以当时的通讯工具和交通条件,效率之低也可想而知。
仅此一项,就得改制。
何况还有战争。
战争对于罗马极其重要。因为只有战争,才能让罗马成为霸权国家和世界首都,也才能让罗马公民获得财富和荣誉,并保持罗马社会的热情洋溢、生机勃勃和团结一致。对于这一点,人民和元老院都心知肚明。
然而要战争,就得有独裁官。战争的时间如果越来越长(这几乎是必然的),独裁官的任期也就不能再是六个月。苏拉开无任期独裁官之先例,这是原因之一。
独裁官没了任期,对执政官的权力限制(包括任期和人数),也就没有了意义。顶层(执政官)和基层(老百姓)都变了,只剩下元老院死撑着,也没意义。
帝国制度,已是呼之欲出。
即便如此,屋大维仍然小心翼翼。
屋大维实在比王莽聪明得多,他很清楚有些东西是不能触动的。罗马人民已经做了五百年国家的主人,一旦突破他们的底线,死无葬身之地的就是自己。
那么,哪些是不能有丝毫冒犯的?
主权在民,共和政体。
第一条是罗马建国以来就有的观念,而且一直贯穿到帝国灭亡。也就是说,罗马人始终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才是最高统治者。唯其如此,他们的国家才会叫做spqr(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主权在民,是罗马人的生命线。
共和政体则是他们的骄傲。罗马人从来就不喜欢民主政体,也瞧不起希腊。在他们看来,正是民主制度让希腊走向衰亡,雅典则充其量是一个反面教员。
相反,罗马的共和政体却无比优越: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分别对应着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制度融为一体,既能集中优势,又能去其弊端,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似乎没有。
因此,屋大维必须极其尊重罗马人民的这份感情,也必须明确表示他只是一个受到委托的公务员,他的一切权力都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授予的。现在任务已经完成,请诸位收回权力,他什么都不要。
或者说,只要一个称号: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不是国王,更不是皇帝,只是一个称号,甚至外号,意思是英明的和尊敬的,跟可爱的、幸运的、伟大的、战无不胜的等等,没什么区别。
当然,他也没有皇冠。在戴克里先之前,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没有皇冠,也没有加冕仪式。屋大维的头上则只有公民冠,这是有战功的将士都可以戴的。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都放心了。
屋大维的这一系列动作,书呆子王莽肯定看不懂。准备做皇帝的人,怎么能只要虚名不要实权呢?
其实这都是虚晃一枪。屋大维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看似实权其实虚名。是啊,人民大会早已名不副实,元老院则在裁员以后又减少了会期。真正的决策机关和权力机关,是一个拉丁文缩写为cp的机构。
这个机构的名字不好翻译,但性质很清楚。第一,它的权力与元老院相当;第二,没有休会期;第三,它是围绕元首建立的。因此,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元老院的常委会,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元首的顾问团,还有人认为它相当于中国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
屋大维的cp由二十一人组成,其中六个是屋大维的亲信,十五个来自元老院。这让元老院十分放心,因为他们的人占绝对多数。可惜他们没有想到,这十五个元老院委员是抽签产生的,哪里对付得了齐心协力的那六个?
何况屋大维作为执政官,还有否决权。
元老院被架空了,他们却还为屋大维鼓掌。
屋大维却意犹未尽,他还要改革行省。按照屋大维的方案,行省被分成了四种:意大利是罗马本土,埃及是元首私属,剩下由元老院任命总督的叫元老院行省,由元首任命总督的则叫奥古斯都行省。元老院行省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奥古斯都行省则是欠发达地区。
元老院非常满意,可惜他们又上当了。
没错,屋大维拿到的都是穷山恶水,却同时也是边防前哨。其实这些行省贫穷,就因为在前线。是前线,就要调兵遣将。那么,谁来调遣?当然是屋大维,因为那是他的责任区。至于元老院行省,是不打仗的。所以,元老院也不需要兵权,全国的兵权只能集于屋大维一身。
现在,屋大维还给元老院的权力,又都被元老院还了回来。而且,由于是元老院的授权,完全合法。
屋大维革命成功。
成功并不奇怪,因为他会曲线救国,因为他会暗度陈仓。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合法的,但每一步都导致了法律和制度的改变,加起来则会引起质的变化。
时势让屋大维必然成功,方式则让他顺利成功。
审时度势又顺势而为,这才叫高手。
只不过,这种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非屋大维的天赋,更非他所独有。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属于罗马人民。事实上,早在屋大维出生四百多年前,罗马人就已经学会了合法斗争,并因此而创造了他们独特的制度和文明,让我们叹为观止。
那就来穿越一次吧!
☆、共和的精神
公元前494年的某一天,准备集结部队迎战外敌的执政官突然发现,他的兵力少了许多。那些由平民组成的军团整队地撤离了罗马城,拒绝参加这场战争。
这当然让人惊诧,却也事出有因。
起因在社会的不公。当时的罗马社会由贵族和平民两大阶级组成,两个阶级之间等级森严,极不平等。贵族把持了城邦的政权,平民不能成为元老院议员,也不能与贵族通婚,跟元老院选举的执政官更是无缘。
这实在欺人太甚。要知道,平民也是公民,公民有义务也有权利。义务是保家卫国,权利是参政议政。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哪有只尽义务不给权利的道理?
因此,要么拥有权利,要么不尽义务。
然而这个合理要求却被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拒绝。交涉无果之后,平民决定一走了之。
撤离罗马的平民来到一座山丘,宣布要在那里另建城邦,召开自己的人民大会,选举自己的执政官。是啊,既然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那就各过各的好了。
贵族们目瞪口呆。他们虽有能力治理城邦,却没有能力离开平民独自保卫它,只能妥协。
妥协的结果,是平民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言人。
这个代言人,叫保民官。
保民官的设立妙不可言,他拥有的特权更让我们惊叹罗马人思维的缜密。为了防止打击报复,保民官享有执政官都没有的人身不可侵犯权。同时,为了确保平民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民官享有对政府决议的否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保民官说一声“我反对”,元老院和执政官就只能干瞪眼。难怪恺撒和屋大维都要担任终身保民官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两项特权。
此后,平民又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包括可以担任执政官、独裁官、监察官和大法官。退下来后,还可进入元老院。阶级壁垒被打破了,罗马成为全民的国家。
平民可任大法官,是在公元前337年。六十多年后,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再过三四十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建立起第一个海外行省西西里。蕞尔小邦罗马终于渡过了危机茁壮成长,因为他们学会了妥协,构建了和谐。
因此,尽管罗马跟雅典、斯巴达一样也是城邦,还起步更晚,也尽管那两个城邦都曾称霸一时,却只有罗马脱颖而出,超越城邦变成大共和国,最后成为大帝国。
这足以让罗马人骄傲。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有了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罗马文明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这种精神就叫共和。
所谓共和,就是不同族群、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和谐相处,共谋发展。这当然很难,许多文明就因为不能做到而崩溃。做到了这一点的,最早是中华,其次是罗马。唯其如此,中华和罗马才在公元前一二百年成为世界性文明。
两大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开放和包容,也都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同化能力,这才形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文明圈。只不过,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和兼收并蓄的能力,在中华可能是一种胸怀,在罗马则是一种智慧。
的确,历史上的罗马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能以最适当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斗争中,他们绝不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同时又能分毫不差地讨价还价。
平民撤离运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抗争的平民一开始就没打算把事情弄僵,因此他们没有选择揭竿而起或是投入敌营,而是退出战场。当然,在贵族做出双方均可接受的让步后,撤离的平民也立即回到了罗马,并很快就组建了参战的军团。
这可真是有理,有利,有节。
贵族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们明智地放弃了自己的部分特权,以此作为平民同意合作的交换条件。当然,放弃是逐步的,撤离运动也有过多次,但结局总算不错。
其实越到后来,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也越模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也五世而斩。有的贵族会沦为贫民,有的平民会成为新贵。更重要的是,罗马人的共同体意识很强。如果需要一致对外,他们就会和衷共济。
这就好办了,因为罗马从来不缺敌人。
于是,平民和贵族终于携起手来,共同倡导和培养全体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精神。而且,随着罗马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爱和自豪感还会更强烈。
罗马人为什么能坚持共和制度五百年之久?
这是原因之一。
实际上罗马精神最精彩的一笔,就是制度设计和权力架构。要知道,构成罗马国家的人民、元老院和执政者(执政官、独裁官或奥古斯都)虽然号称三位一体,但这三位的政治利益和心理诉求却并不一体。人民要民主,元老院要尊贵,执政者则希望权力越多越好。
这就只能讲价钱,好在他们很快就理顺了关系:人民授权但不决策,元老院决策但不行政,执政者行政但只有治权。主权是元老院和人民的,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所以,即便在帝国时代,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权威至少也得在表面上维持。新皇帝登基,先得向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然后再向市民演讲一次,还要前往神殿祈求诸神的保佑。完成这三个程序,他才是合法的皇帝。
这样的罗马,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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